侵犯商业秘密罪辩护-公司法人格否认成文规则适用困境的化解(6)

　　其实，我国学界主流理论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定义，并未揭示该法理的精髓，起码没有反映该法理的全部内涵。对此，我们可以从域外法的考察中得以证实。

　　在揭开公司面纱判例规则的发源地美国，有大量判例确实是基于“人格滥用”作出判决的，但不能由此推论出该规则仅适用于“人格滥用”的情形。相反，另有诸多判例是基于其他事实和理由揭开公司面纱的。[16]在著名的“纽约州沃尔克沃斯基诉卡尔顿案”中，法院甚至判决同一个股东卡尔顿投资设立的多家出租车公司共同赔偿受到一家出租车公司侵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个人股东本人反而受到公司面纱的保护。[17]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美国判例发生于出租车侵权损害领域，保护的是被动债权人，而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适用于银行借款合同中的主动债权人。

　　英国法院判例中也有大量根本不考虑“人格滥用”的例子。如在1975年“海尔尼克诉通用信托有限公司案”中，法院将集团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作为同一主体;而在1976年“DHN食品配送公司诉哈姆雷特塔伦敦市议会案”中，上诉法院丹宁勋爵甚至通过否认控股公司DHN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相互独立地位，将其子公司所有的土地视为母公司的土地，因而能够得到被征用土地营业损失的赔偿款，不仅无关是否滥用公司人格，而且还确认公司可以自我否定人格，适用该法理不是为了维护公司债权人，而是让被否认人格的公司及其股东获得更多的利益。[18]这显然远远超出了我国学者有关适用该法理的目的只能是维护公司债权人，而不能由公司或者其股东自我否认以牟利的普遍认知。我国地方法院也曾依据公司自我否认人格是为了逃避债务，转移风险，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理由，不予支持。[1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司法适用是何等的复杂。

　　《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17条有关关联企业中控制公司对于从属公司责任的规定，常被两岸学者作为法人格否认法理成文化的例证，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69条之4第3项规定的渊源，[20]但实际上它属于控制公司诚信义务以及利益相关者代表诉讼的特别规定，与《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17条、第309条或者我国《公司法》第152条中有关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规定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责任主体在关联公司中有所扩展而已。尽管如此，德国法院有关揭开公司法人面纱或者直索责任的判决仍不在少数，并归纳出财产混同、资本过低、事实康采恩以及危及公司生存等四种典型情况，对司法判例和学术界通常坚持的一般性滥用事实要件提出质疑。[21]“许多理由表明，在穿透学说(即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中已经不再需要滥用禁令这一一般性的要件了。”[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