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演绎权
在学理上，演绎权一般包括改编权、摄制权、翻译权，也有人认为应当包括汇编权。[6]笔者认为，现行立法有关演绎类权利的规定存在三点问题。
1.改编权的内涵过于宽泛。“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这一表述不适当地扩大了改编权的内容，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改编权的理解难以统一。例如，有的法院认为改编必须是质的变化;[7]也有的法院认为只要存在细节改动，就构成改编;[8]还有的法院认为改编必须对原作品的内容进行修改，保留原作品部分内容的新作品不属于对作品的改变。[9]而同案不同判结果的出现就是法院认识各异的必然。
2.改编权、摄制权和翻译权缺乏独立性。《著作权法》对这三个权利项的界定指向的是改编行为、摄制行为和翻译行为，而非改编、摄制、翻译之后的作品利用行为。在实践中，涉嫌侵犯上述演绎权的行为往往包括对演绎作品的传播利用行为，因此原告在提起改编权、翻译权、摄制权的侵权诉讼的同时常主张侵犯了复制权、发行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对此的处理方法也不统一。如果原告只是针对演绎作品的发表和利用提出主张，那么其只能通过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来实现。这种做法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演绎者法律地位的确定、非法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原著作权人与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行使次序等。
3.汇编权含义混乱。汇编与改编、翻译、摄制有明显区别。汇编行为是一种选择和编排行为而非对原始表达改变的行为。汇编作品的完成必须以对作品的全部和部分复制为基础。实践中绝大部分涉及汇编权案例的当事人都同时提出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多项权利请求。这表明，对于汇编权的内涵、汇编权与演绎权的关系、汇编权与汇编作品的关系等问题，人们的认识比较混乱。法院一般倾向于将未经许可的汇编行为认定为侵犯复制权的行为而非侵犯汇编权的行为。
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演绎权作出如下三点修改：(1)在改编权、翻译权和摄制权之前增设一项概括性的上位权利——演绎权，并且明确演绎权的内容包括原作者对演绎作品的利用进行控制的权利。改编、翻译等二次创作是事实行为，如果不向公众提供演绎作品，那么该行为本身就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无需法律介入。演绎权作为著作财产权，最终的目的是控制由演绎行为产生的新作品的利用，而非控制演绎行为本身。因此，本项修改有利于改变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状态，并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2)限缩改编权范围，将其限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和体裁的变动。如此将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识和创作实践更为接近，便于司法适用，且有利于区分改编行为与其他演绎行为，以免改编权范围过宽而成为“兜底权利”。(3)删除汇编权，但保留有关汇编作品的规定。从汇编行为的本质看，作品被汇编的实质是复制。从著作权人角度看，许可他人对自己作品收编、汇集的实质是复制权许可;从汇编者角度看，汇编是将原作品或者片断以某种形成加以固定，形成新的复制件。因此将汇编行为规定于复制权项下，符合著作权法原理，有利于对实践中的法律适用给予清晰指导。同时，由于《伯尔尼公约》仅规定了汇编作品，并未要求成员国设置汇编权，因此我国立法删除“汇编权”不会违背国际公约。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著作财产权
2012年3月，国家版权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改草案》)。《修改草案》对著作财产权进行了如下调整：(1)将复制修改为包括数字化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复制;(2)对发行权内容增加了其他转让所有权的方式;(3)对出租权客体增加了包含作品的录音制品;(4)对播放权增加了有线播放的内容，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5)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6)删除了汇编权;(7)增加了追续权的规定，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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