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3)

　　风险原因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正从集权体制向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在这一变革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是一种“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这种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的，并且无视个体(个人或经济单位)贡献的多寡，因而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这样，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贫富悬殊加剧、腐败问题严重、诚信缺失、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

　　国际压力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确实获得了不少利益，但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并且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而言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6](P1)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也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7](P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

　　经济影响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社会风险的增加是同时并存的。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世界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赖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强，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或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传递机制和风险生成机制也使中国会遭遇更多的社会风险。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会自然增大。

　　控制对策

　　面对社会风险，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控制和化解呢?前面人们谈到的一些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从微观角度而言，都可以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以协调或解决。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累积的各种因素说到底，都在于其导致利益失衡从而加剧了社会风险。因而，从宏观角度而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均衡来控制和化解中国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