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2)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双刃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不平衡发展战略

　　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的背景下，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其主要表现是：国家、社会、人和自然层面或者同一层面内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发展因而不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更加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情况，部分地方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一些地方或领域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暴露出来，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大肆掠夺自然，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这样，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就使不同社会主体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平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利益分化加剧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利益分化加剧。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不同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别，同时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征是：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编辑本段利益风险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也是密切相关的。按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入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随社会风险的增长，并进入风险社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Giddes)也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5)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这两种现象可以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社会风险的增加也就带有一定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