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合同研究(3)

　　二、旅游合同的性质

　　关于旅游合同的法律性质，理论上一向分歧很大，主要有委托合同说、行纪说、居间说、承揽契约说、服务合同说等观点。[19]但在旅游合同中，旅行社并不受旅游者指示的拘束，相反，在旅游过程中各项旅程、食宿及活动等基本是由旅行社安排，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时，并无将旅游服务的内容和条件详细报告给旅游者的义务，在旅游结束后，也无将其所支出经费的详细内容、帐目向旅游者报告的义务;这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明显不同;在实践中，大部分旅游活动是由旅行社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服务者直接订约，这与居间合同中当事人约定一方向他方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他方支付报酬显有区别;旅游合同中旅行社“先收费、后接待”的商业习惯又和完成工作后再给付报酬的承揽合同相冲突;服务合同又明显忽视了绝大部分旅游活动并非旅行社提供的客观事实，而且也不能指出旅游合同的特殊中介性质。笔者认为，旅游合同应是一种新型的合同，不能归入传统民法中的任何一类有名合同。因此，应从立法上直接进行规制，使旅游合同典型化、有名化。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原则，在不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强行性规范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订立任何内容的合同，这就是合同类型自由原则。据此，当事人订立了法律未规定的非典型合同系自然之事。何况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交易活动日益复杂，当事人不能不在法定合同类型之外，另创新型合同，以满足不同需要。但这并不意味典型合同无存在的必要。原因之一，当事人往往不是法律专家，所拟合同不周全、未达利益平衡系常有之事，而典型合同规范是立法者就实际存在的具有成熟性和典型性的交易形式，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和各种冲突的可能，以主给付义务为出发点所作的规定，一般都能体现公平正义，符合当事人的利益。以典型合同规范补充当事人约定的疏漏，使合同内容臻于完备是十分必要的。原因之二，典型合同规范中可设有强行性规范，在当事人的约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状态严重失衡时，可以给强行性规范矫正，从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因为如此，在合同类型自由的原则下规定典型合同，仍然必要。非典型合同产生以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具有成熟性和典型性时，合同立法应适时地规范，使之成为典型合同。从这种意义上说，合同法的历史是非典型合同不断在变成典型合同的过程。[20]外国旅游合同立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旅游合同立法是和旅游法的发展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已有一些关于旅游法的萌芽，但长期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法并未产生，更谈不上旅游合同的立法了，直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各国逐渐意识到一种新的商事关系和新型合同正在出现，传统法律和商业习惯并不能有效安排这种新的商事关系，也不能公平地处理所产生的合同纠纷，于是各国纷纷颁布旅游法，并相应地在旅游法和民法中制定、增补了大量调整旅游合同的法律规范，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立法活动中，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第651条、《南斯拉夫债务关系法》第859条至896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第4章第5节以及日本、英国等国旅游基本法中的一些相关规定。另外，联邦德国还于1979年制定了单行的《旅游契约法》。与各国国内旅游合同立法相适应，1970年4月布鲁塞尔外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旅行契约的国际公约》，标志着世界旅游合同立法开始趋向统一。[6](p.42)综上可见，旅游合同是一种新型的合同，参照国际通行作法及港澳台旅游合同立法的成功经验，应将旅游合同典型化、有名化。

　　三、旅游合同的订立

　　依法订立旅游合同是旅游合同生效的前提，也是旅游合同履行的基础，更是当事人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解决纠纷和请求法律保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