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的界别认定(5)

　　(三)合同诈骗罪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骗罪在基本犯罪行为方面都是用欺诈方法，但是两种犯罪在以下几个方面却有本质的区别：

　　1.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秩序、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所有权;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秩序和信誉。

　　2.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犯的对象只限于公私财物;后者侵犯的对象除了公私财物之外，还包括荣誉、地位、职务、爱情等等。

　　3.主观目的不同。前者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后者以谋取某种非法利益为目的。

　　4.客观行为方式不同。前者是采取合同欺骗方法，将公私财物骗归已有;后者是采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方法进行诈骗。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别人签合同以骗取他人财物的，其行为既触犯了合同诈骗罪，又触犯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在这种情况下，冒充行为是手段行为，签约行为是一种中间阶段的目的行为，二者具有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按照通说的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处断，按合同诈骗罪从重处理。

　　(四)合同诈骗罪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密切的关系。实际犯罪中常常交织牵连，但两罪的区别是明显的：

　　1.两罪的犯罪客体不同，前者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监管制度和公私财产权，而后者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国家机关的信誉。

　　2.两罪的犯罪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取隐瞒事实、虚构真相的欺骗行为，而后者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变造、非法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

　　3.两罪的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后者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两罪的犯罪目的不同，前者的犯罪目的是为了利用合同诈骗财物，后者的犯罪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得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以利其他犯罪(不一定是为了诈骗财物)。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行为人为了实现诈骗财物的目的而采取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手段来进行犯罪的情况，这属于刑法理论上所说的牵连犯。本人认为：当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已经完成，但合同诈骗行为尚处于准备阶段或者刚开始实施即被发觉，合同诈骗罪的性质和危害尚未充分地显示出来，合同诈骗犯罪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时，对于此种情况，按照既遂行为吸收未遂行为的原则，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论处较为合适;如果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已经终了，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骗到财物或者没有骗到主观上所希望骗取的数额较大的财物，就应当适用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的未遂论处。

　　四、合同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确认犯罪是否既遂，应当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若完全具备了某一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为犯罪既遂;若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该犯罪的行为状态，为犯罪未遂7。合同诈骗罪也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因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在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过程中，必定要经过起意、准备、实施、完成的过程。意外情况的发生、对方当事人的“警醒”等各种原因，均可导致犯罪分子所预期的结果难以得逞，这些未完成的犯罪形态就是犯罪未遂。

　　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不仅要实施客观要件规定的行为，而且必须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犯罪既遂。基于合同诈骗犯罪属于结果犯，它的犯罪既遂与未遂应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与否作为区分标志。合同诈骗“未得逞”，是指犯罪人着手实施诈骗行为，诱骗对方签订、履行合同后，尚未能实际骗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我们主张，“是否实际获得对方当事人财物” 是区分合同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根本标志。这是因为：只有行为人实际获得对方当事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才能说明行为人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目的已经达到，其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具备了合同诈骗罪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产生的危害后果足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既遂;若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能将对方当事人财物实际获得，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即将达到而没能达到，则为犯罪未遂。比如合同的履行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结算方式进行时，犯罪分子只有从银行取出了贷款，犯罪才告既遂，否则只能是未遂(但犯罪分子已能自由控制转账或能以支票、汇票、信用卡消费的，应是既遂)。犯罪分子在先行占有他人财物的情况下进行诈骗，诈骗行为实施终了，并且造成了被骗人错误认识的，应是犯罪既遂，如果虽然实施了诈骗行为，但未造成被骗人错误认识的，当属犯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