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及形式进行适度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内。如常见的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为这些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客体(法律关系)都与市场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利用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进行诈骗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诈骗的，俗称“放鸽子”的行为，通常认定为构成诈骗罪。因些，构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由于国家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此类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合同?有人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笔者认为，刑法并没有对本罪涉及的合同进行明确，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这充分说明，立法者在设定本罪的客体时，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体，而不是某项具体的合同。也就是说，本罪的社会性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对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体对某项合同的侵犯。刑法对行为的评价，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罪与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合同制度，对于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刑法对其所能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保护的，你不能说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就构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担保合同制度就不构成犯罪。其次是“此罪与彼罪”，由于刑法分则在设立罪名时，有特别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特别规定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就不应再认定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中，多数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才不作认定的。贷款诈骗罪，其本质就是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别规定，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骗取金融机构(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进行适度的界定，首先，对合同的理解应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广义的理解，而不是试图着眼于某些具体的合同;其次，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规定，来排除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合同行为，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别规定，将符合特别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尽管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是证据认定上的困难，但从理论上讲，合同的形式对本罪的构成没有影响。
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条文结构设置上，采用了叙明罪状和概括罪名，对犯罪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对犯罪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即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是否还需要证明当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此，有的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跑”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可视为在履行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应予认定。但是如果要有证据证明，确定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则不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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